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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个评价”的教师减负路径探究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for Teachers" Burden Reduction Based on "Four Evaluations" 作
者：
童汝根/张彩怡
作者简介：
童汝根、张彩怡，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广州 510631）。
原发信息：
《教师教育论坛》(武汉)2021 年第 20218 期 第 12-15 页
内容提要：
教师减负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议题，关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现行教育评价体系下，以“五唯”为导向的教师教育功利化倾向明显，致使教师负担过重、减负成果不佳的现状难以改善，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目标也难以实现。以“四个评价”为导向的教师评价能为教师减负营造良好的环境，为不同类型的教师提供发展机会，更为教师减负扫清了障碍。以“四个评价”为导向的教师评价让教师减负的效益和价值更为明晰，也为教师减负提供了逻辑理路和现实路径。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for Teachers" Burden Reduction Based on "Four 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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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词：
教师减负/“四个评价”/教师评价改革/“五唯”
期刊名称：
《中小学学校管理》 复印期号：
2021 年 12 期
中图分类号 G4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95(2021)08-0012-04
教师减负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也关乎教育改革的成败。[1]2020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教育评价总体方案》)，对各社会主体如何落实方案做出明确部署，并对教师评价的方式和内容做了清晰界定，要求以“四个评价”，即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衡量教师工作效益。[2]教育评价与教师减负紧密相关，“四个评价”为教师实现“减负增效”提供了逻辑理路与现实路径。
一、当前教师减负的困境分析
(一)评价标准不科学
教师评价标准功利化倾向明显。“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导向的教育评价极度依赖结果评价，忽视了教师工作的过程评价、自身发展的纵向增值评价、全方位多主体的综合评价，具有非常强的功利性，导致教师负担过重的状况难以改变。远离功利主义评价是教师减负的关键[3]，功利之心捆绑了教师的教育初心，致其过度追求自身利益，忽视学生素质发展，表现为教师做有偿家教、剥夺学生体育课时间安排应试课程等。在功利化的教育评价背景下，学校将教师绩效和职位晋升与学生分数和升学率直接挂钩，教师被迫加入“穷追猛赶”的恶性竞争，“自愿”加入加班行列，“主动”增加工作负担。
(二)评价过程不透明
当前的教师评价忽视过程和发展。重过程和反馈的发展性教师评价一直备受推崇，但并未真正落实。事实上，很多学校仍依据教师现有名誉、职称等简单地公布评价等级结果，把教师评价当作形式化工程，漠视教师工作过程。尽管目前各省市已陆续颁布减负清单，要求教师减负实行清单制管理，但其评价过程缺乏公众监控，评价方式不够科学，暗箱操作较多，过程烦琐，使教师疲于应对，身心俱疲，减负成效难以显现。
(三)评价对象和内容不明确
当前教师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师评价对象和内容不明晰是主要原因之一。从评价对象方面看，按教师的职业生涯可将教师划分为新手、熟手和专家型教师，不同阶段教师所对应的发展目标各异，压力也各有侧重。[4]但目前对于教师的评价较为笼统，并未采取分类分层分岗评价，更谈不上实行个性化减负。从评价内容方面看，目前教师评价的具体内容包罗万象，名目繁多，缺少分类和梳理，同时也缺乏法律依据，这些都导致教师承担了较多的职业外负担，使教师群体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仍在于相关法律未对教师的工作时间、范围、职责等做明确的边界限定[5]，这使得教师承担了许多与教育教学无关的工作，让教师减负措施难以落实。
(四)评价主体单一
当前的教师评价多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其管理趋向简单化、形式化和官僚化[6]，这种单一评价主体的线性管理模式容易导致管理失效[7]，
加重教师工作负荷。教育行政部门并非教师直接服务的对象，对教师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表现等并不了解，为便于操作，往往会忽略质性评价的价值，而引入简单的量化指标去考核教师，这直接导致教师减负偏离轨道。因为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长远性，往往不能通过短期评价得到各种可供量化的结果。教师减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单一的评价主体往往难以对教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因此难以促进教师减负。
二、“四个评价”导向下教师减负的效益与价值指向
“四个评价”的教师评价为教师减负指明了方向，它强调教师评价要兼备诊断性、动态性、多元性和综合性[8]，是对传统的单一教师评价模式的补充。它将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为教师减负提供逻辑理路，有助于建立科学、专业、客观的教师评价指标，也将推动教师教育质量迈上新台阶。
“四个评价”力求评价方式多元化[9]，并兼顾内容、主体等的多样化，让教师的工作重心回归教育教学本身，引导教师追求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以《教育评价总体方案》中提出的“四个评价”和注意力竞争理论为支撑，即以“四个评价”和教师的注意力分配为逻辑依据，阐明教师减负的指向和实践路径。教师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10]，当前教师倾注更多注意力在行政而非教育专项事务上，严重倒置了教师工作的本真。因此，在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启发下，各主体应为教师提供支持，让教师注意力向教育教学倾斜，回归教育教学本身，聚焦专业发展，打造优质教育。图 1
为“四个评价”和注意力竞争理论指导下教师减负逻辑理路构建路径的研究框架图，旨在为教师减负指明方向和构建实践路径。
(一)改进结果评价能扭转“五唯”评价的功利化倾向
现行的教师评价只依据论文数、项目数、课题数、升学率等量化指标对教师进行评价，而忽略了教师对学生的关怀、对社会的贡献等质性指标。改进结果评价是把量化与质性指标双融合，减轻教师的精神压力，让教师不再迎合应试教育时代“唯分数”“唯升学率”等量化考核指标，将教师从追求功利化牢笼中解救出来，在提升专业发展和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倾注更多的精力，为教育增效。
图 1 教师减负实践路径逻辑理路研究框架图
“五唯”是当前教育评价不科学的表征之一，实际上，当前教育评价改革还要努力“去三化”，“兴三化”，即抛弃“功利化”“标签化”“官僚化”，提倡“科学化”“个性化”“多样化”[11]，这样才能引导教师摒弃功利化的追求，减轻教师负担，使其潜心育人。
(二)强化过程评价能全面展示教师工作性质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教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为 48.91 小时，其中非核心教学工作时长占 33.7％。[12]然而，一般而言公众对教师工作内容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课堂教学和学生作业批阅等较少的环节，认为教师是体面轻松的职业，忽视了教师教学外的工作内容。这实际是社会
对教师工作性质了解不够深入的表现，也是当前教师评价改革引入过程评价的原因之一。
基于社会对教师职业理解有偏差的现状，强化过程评价能让教师减负工作公开透明，让公众对教师的工作时间、内容等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感受其承担的巨大压力，从而引发公众共情，使其理解和支持教师的工作。这样教师才能探索优化教育教学的方法，注重教育教学过程，努力为教育教学提质增效。
(三)探索增值评价能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学校摊派名目繁多的非教育性工作[13]和与同行的盲目攀比是阻碍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两大主因，这直接威胁同侪互助促成长的专业合作模式形成[14]。增值评价聚焦教师当前工作绩效与以往表现的纵向比较，减轻了教师因横向比较引发的盲目攀比和恶性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仅更关注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而且为教师减负指明了路径。
探索增值评价能让教师减负工作做到提质增效。教师评价内容无须吹毛求疵，而要“以评促教”，挖掘更多增值评价内容，即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的评价。探索增值评价能对教师代表性工作成果进行长期的探索和追踪，可扭转目前评价内容繁多但重点不突出，不关注教师纵向发展变化，未牵住“牛鼻子”的问题。如根据教师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特点探索增值评价能让教师术业有专攻，促进专业化发展。
(四)开展综合评价能提高教师评价信度和效度
教师综合评价不仅注重“量”的评价，更关注教师“质”的评价。《教育评价总体方案》指出，未来教育评价要更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教育教学职责规范、团队合作等。[15]开展教育综合评价为教师减负提供了政策依据，这要求教师评价引入学校、家长、社会民众乃至学生及教师本人等多元主体，同时增加师德师风、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维评价指标。
当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教师评价应注意遵循科学的评价程序，以保证评价结果客观公正，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单一评价方“一票否决制”对教师造成的心理负担，提升教师减负的成效，同时也能提高教师评价的信度和效度。
三、立足“四个评价”，探寻教师减负路径
(一)借助制度环境重构评价标准，营造教师减负氛围
改进结果评价旨在扭转当前教育评价的不良导向，教师负担过重正是“五唯”评价下的产物，因此应打破以“五唯”衡量教师价值的错误倾向。而行政资助和环境支持是解决教师减负的必备条件[16]，教师减负的落实需要改善教育评价改革制度环境的支撑，重构评价标准，为社会各主体评价教师提供科学的依据。国内外都非常重视缓解教师的压力问题，纷纷制定政策、营造氛围，助力教师减负。近期，韩国教育部也发布了要通过重新开发和调整教师评价体系来减轻教师过重负担的文件，从制度政策保障层面营造教师减负氛围。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颁布《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良好教育教学环境的若干意见》后，各省市陆续颁布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减负清单，形成了教师减负制
度交流圈，重塑教师评价标准，引导教师评价标准以结果性为主走向发展性为主，建立了一套以师德为先、发展性和反思性自我评价为重要依据的教师评价标准。
教师依据评价标准做好本职工作，既有益于自身减负又有利于为教育提质增效。目前，“唯升学”的评价标准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教师经常被推到风口浪尖。为应对升学指标，教师被迫额外为学生补课，并准备大量的练习题和模拟考试等[17]，致使其负担骤增而无法实施素质教育。教育评价改革首先要为教师减负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要纠正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对于教育评价的功利化倾向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短视行为，优化教育生态环境，让教师回归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追求。具体而言，在考核评价教师时，学校不能将升学率与绩效考核指标直接挂钩，应该抛掉一味追求“唯分数是举，唯状元是才”的错误评价观念。同时，学校要高度重视减负清单具体事项的落实，提升发展性评价指标的权重等，如提升对教师自我反思性评价、家校联络、指导学生及同伴成长、终身学习等指标的考察。
(二)依托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教师减负过程
强化过程评价旨在对教师的工作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测，让评价主体理解教师的工作实质，纠正社会各主体对教师职业理解的偏差。同时，加强对教师的过程评价，不仅能实时了解教师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更能让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重视教师减负工作的推进。依托大数据技术，学校可以对教师工作进行过程评价，教师减负的过程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
得以呈现，这样可以对教师工作进行有目的地“删减”和有选择地“增加”。
一方面，学校可以让教师填写实时共享的在线文档、利用科维四象限时间管理法等方式记录工作内容，并以此实时监测减负前后教师教育教学质量发生的变化，了解减负工作的具体进展或效果。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引导教师借助大数据技术录课和评课，了解和改进教师课堂的授课方法与内容，帮助教师精心打磨课程。借助大数据技术监测教师减负过程有助于及时发现教师最需要减掉的工作内容，以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教师减负公开透明，引导教师不再只看重结果产出，同时也关注过程发展。
(三)明确减负对象和内容，助推教师减负提质增效
探索增值评价旨在聚焦于重点评价符合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容，加强对教师个人发展的纵向评价而非盲目横向对比，突出教师的发展性。教师减负要提质增效，应减掉无关教育教学的杂事，增加益于培育学生综合发展的大事。在减负对象方面，相关部门和学校应实施分类评价，把教师分为教学、科研、实践等类型，并依据各学段和学科差异制定针对性的评价标准。[18]同时，相关部门和学校要重视对教师个人发展的纵向评价，避免教师之间的竞争性嫉妒行为，这样还能增强教师的团队学习意识。在减负内容方面，《教育评价总体方案》中明确说明要推进教师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强调重视师德师风建设等“软”评价和强化教育教学实绩，提醒相关部门和学校在安排教师减负工作过程中并非所有教师都要减负，也并非
所有工作内容都要减轻。不同类型的教师承担的工作负担不尽相同，有些教师需“增负”，有些则需“减负”，各地各校要因地不同、因校制宜、因人各异、因时而异[19]，避免全国雷同、各市趋同。因此，各教育单位可通过人工智能等大数据统计并分析教师的工作内容，据此确定教师减负的具体对象和内容，对特定的教师群体进行合理减负，使教师的注意力从与同行盲目竞争的横向比较向与自我增值的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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